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保障粮食安全论文精选三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篇: 保障粮食安全论文
摘要：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活必需品，是人类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粮食安全始终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粮食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确保粮食安全。从宏观上讲，粮食安全主要是站在国家层面考虑的长期战略性问题，对于区域地区而言，既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粮食生产，又要实事求是，根据资源条件，对粮食安全目标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准确定位。区域地区粮食安全的目标不是绝对安全，自求平衡，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也不能就粮食论粮食，而应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全局高度去思考，由此引发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国家管理、粮食安全与区域平衡
构建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格局
当前，全国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整体水平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地区和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安全生产工作有弱化趋势，安全生产隐患还不能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巩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果，促进粮食行业发展， 国家有关领导已经做出了一些指导意见：要构建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格局 。
首先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宗旨是：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政府承担监管责任，企业负责事故责任，部门负责行业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责的原则，努力构建部门指导有力、企业全面负责、职工积极参与的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格局。
其次指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粮食行业安全生产意识；及时制（修）订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颁布粮食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淘汰影响安全生产的工艺、设备；督促检查粮食行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按规定报告安全生产事故并根据需要组织救援；组织或参加安全生产事故调查；编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或救援措施。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管辖区域内认真履行上述职责。
然后说明了当前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初步建立适应粮食行业发展要求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得到加强；安全生产事故起数、伤亡人数和经济财产损失明显下降；淘汰不利于安全生产的技术工艺和设施设备，规范操作程序和方法。
最后提出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是：全面落实部门监督管理职责，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各级领导和企业负责人的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强化对行业安全生产的管理；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建立安全生产信息报送渠道；推进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进程，夯实企业管理基础；切实提高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操作规程；重点防范化学药剂丢失被盗、设备伤人、粮堆倒塌、粉尘爆炸以及火灾等安全生产事故；积极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安全生产事故救援能。
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
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不能仅从实物数量方面考虑，也要从经济价值角度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粮食生产主体——农户，其理性的生产经营目标是经济效益或利润最大化。以云南省来说，云南农业是典型的山区农业，粮食种植没有优势，从比较优势原则出发，云南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如蔬菜、水果、林产品、茶叶、烟叶等效益更佳。从全省粮食作物占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看，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面积为89%，2009年下降到69%，从经济角度看，这是种植主体——农户的理性决策。或许有人担心，如此下去，粮食安全会受到威胁，根据我们大量走访农户调查，老百姓对种植粮食是有感情的，即便种粮效益低甚至亏损，老百姓最起码也会保证自己家庭口粮的需要安排粮食生产。也就是说，农民种粮是从家庭粮食安全的角度去看待，追求的不是经济效益。因此，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不是就粮食论粮食，而应站在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全局高度去进行分析，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布局农业生产，促进地方经济全面发展。
粮食安全与区域平衡
粮食安全与区域平衡即粮食安全主要是站在国家层面考虑的长期战略性问题。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业资源与粮食供求在空间区域上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流通受到人为的限制或交通运输设施的供给滞后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地区粮食过剩，而同时另一些地区粮食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状况。这种区域间的粮食供求不平衡可能引发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粮食市场波动，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区域粮食安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国家粮食安全是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但并不能因此为确保各区域的粮食安全，追求本地区的粮食自给而忽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因此区域粮食安全战略首先要服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此前提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和分工合作的原则来合理确定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对于区域而言，既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粮食生产，又要实事求是，根据资源条件，对粮食安全目标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准确定位，区域粮食安全的目标不是绝对安全，自求平衡。
农业生态环境与粮食生产
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农业生态环境却不断恶化，农业生态资源超载过度，土壤不断退化，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实现粮食增产、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正确处理好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粮食的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于当前的粮食供应，更要着眼于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能力。要建立农业循环经济的机制，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优化品种品质结构，发展特色农业、畜牧养殖，推进农村沼气建设、秸秆综合利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发展集约型、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不断提高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全面提升粮食生产综合效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多渠道筹集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
从粮食生产的三大要素土地（耕地）、劳动、资本来看，都呈现出投入下降的趋势。粮食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已既成事实，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外出务工造成农田经营中人力投入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老龄农民自身也缺乏足够的精力和能力管理好农田，大多都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对土地的感情而勉强经营，使农田经营在粮食生产上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抛荒现象，但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投入状态。各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从绝对量来说有所增加，但从占比来看，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本来国家对农业的欠债就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一直都处于下降状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随着全球气候的改变，旱涝、霜冻、冰雪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在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农田经营的自然风险。如若不扭转这种要素投入不足的局面，粮食安全问题难以保证。
我们之所以关注粮食安全问题，因为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生理需求，民以食为天。事实上，蔬菜、水果、干果、林产品等也发挥着粮食的功效，所以粮食概念要突破传统统计意义上的粮食范畴，粮食概念向食物概念拓展：蔬菜、水果、林产品等也是粮食的重要补充。例如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特色突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适宜种植多种作物，决定了云南食物资源丰富，且大都是生态、绿色食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理念和食物结构的变化，人们对蔬菜、水果、干果、林产品等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根据山区特点，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既确保农业增产，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民以食为天，就当前的粮食生产而言，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的水平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对粮食的安全生产必须还要做到精益求精，仍需继续努力做到更好。
第二篇: 保障粮食安全论文
一、全球粮食安全警钟再次敲响的成因
“全球米贵”让粮食安全成为与金融危机并列的世界热点话题。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2011年期间，粮食费用上涨使近七千万人陷入极端贫困，粮食价格高涨，加剧了很多国家的社会矛盾，甚至诱发了社会动荡。2010～2011年，泰国超市出现断货闹食用油荒;印度不同党派民众举行游行，抗议粮价上涨;埃及是世界最大粮食购买国之一，小麦高价掀起了埃及骚乱的浪潮。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指出，2011年1月份食品价格指数为230.7，之后连续7个月走高，同时也创下这个指数1990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的最高点213.5(见表1)。
如图1所示，本轮食品价格指数上升，除了肉类价格保持稳定以外，其他食品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扬。价格上涨的同时还表示出显著的波动性，以食糖类为例，2010年8月到2011年8月一年间，价格指数从275上涨到420又跌落至310附近。本轮粮食价格上涨再次敲响全球粮食安全警钟，其背后的成因比过去更加复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粮食需求总体增加。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世界人口增加，各国 GDP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粮食和农产品消费需求旺盛。2011年10月末，全球人口达到70亿人，到21世纪中叶，预计将达到90亿人，粮食需求量还将继续增加。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饮食结构正在改变，出现了许多新的消费增长点，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肉蛋奶鱼等动物蛋白食品消费量迅速增长，由此导致消耗更多的饲料粮。
第三篇: 保障粮食安全论文
粮食安全：不能忽视耕地的作用
耕地资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资源保障，耕地保护是中国必须优先考虑且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亚洲季风气候条件下，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产量进而对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政权波动时期就是在降水量大幅下降，粮食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纵观中国风云历史，政权更替都是由于粮食安全无法保障造成的，这已成为规律。即便在盛世唐朝，关乎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粮食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仓廪实而知礼节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等这些历史经验，它们精辟地道出了粮食安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学如何进步，粮食问题永远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
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数量与质量并重。首先，从粮食生产角度来讲，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三大要素。在经济学家看来，保障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要素完全相同，只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因此，耕地资源生产能力的差异往往被他们忽略。然而，从资源角度来看，耕地资源与货币、劳动力要素具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生产能力具有差异性。耕地资源现实生产能力取决于光照、温度、降水、坡度、土壤、作物品种、灌溉、排水条件和农户的投入积极性等众多因素，而耕地资源是承载这一切要素的空间，失去这个空间，粮食生产就无从谈起。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是粮食安全的最直接保障，所以国家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
其次，由于我国自然条件差异大，不同区域耕地质量存在宏观差异，同一区域内部耕地质量也有差异，所以耕地的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差异巨大。国土资源部全国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表明，我国农用地平均等别为9.80等，低于平均等别的10～15等地占全国农用地评定面积的57%以上，生产能力大于15000千克/公顷的耕地仅占6.09%，农用地等别总体偏低。在目前的18.26亿亩耕地中，约10亿亩是旱地，约8亿亩是水浇地、灌溉水田和菜地；坡度25度以上的近1亿亩，15度以上的3亿亩；有一年三熟的优质高产高效农田，也有三年不下一滴雨的耕地；有草帽田，也有不适合牛耕、只能人耕的天梯田；从滨海区域到3100米海拔的青藏高原都有耕地分布；差地三亩养一人，而高产田一亩养三人。正是基于此，国家又通过设定15.6亿亩基本农田，对耕地质量进行保护。
总的来讲，不仅要对优质耕地进行保护，还要进行建设，只有如此，才能为粮食生产提供最重要、最坚实和最基础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18亿亩耕地红线是要求数量与质量并举的红线。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的保障。全国农用地（耕地）分等成果显示，我国耕地分布集中性特征显著，局部的耕地资源与水热资源匹配度低，耕地资源与生态要素存在空间互补性。相同的自然条件变化可能对不同区域的耕地质量存在不同影响，因而使得耕地质量稳定性存在空间互补性，从整体上保障了粮食安全。然而，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会加剧耕地资源生产能力的波动，导致优质耕地资源生产能力出现巨大波动。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对东北、华北耕地资源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新疆、青海等地却产生短期的有利影响。另外，紧紧依靠几个区域和部分优质耕地资源无法保障我国耕地资源安全。因此，耕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特殊性，决定了粮食安全不仅要有15.6亿亩基本农田的保护，还要有耕地数量的保护。只有确定18亿亩耕地落实到不同区域，才能有效地支撑粮食生产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波动性的不利影响、全国范围内粮食安全保护策略的有效实施。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资源本底。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陆地生态系统可以吸纳大约全国27%～3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耕地资源具有极高的固碳潜力，可以有效调控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这个意义上讲，18亿亩耕地资源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有利资源，是可以进行管理和调控的固碳资源，而且潜力巨大。
问题二：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的关系
未来作物单产提高存在极限，靠高投入带来的提高需付出环境代价。国家层面的粮食产量增加取决于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具体作物的粮食产量，因此，粮食总产量取决于两个要素：播种面积和作物单产水平。
应当承认，全球农业革命使作物单产大大增加。据研究，世界绿色革命使全球粮食单产从1970年的1770千克/公顷增加到2000年的3060千克/公顷。我国近30年来的作物单产增加，也得益于作物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施肥技术等农业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当前，为了继续保持农业革命的成效，人们又将更多期望放在了基因育种等现代农业技术上，然而这些技术进步的实施必须依靠高质量的农田作为支撑，遗传基因控制技术和现代农业精确农业技术只有在光、热、水、土资源保障的优质耕地资源上才能实现。
虽然我国农业的高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高产量，然而大量化学肥料、农药的施用以及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也使我国耕地资源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增加了消耗代价。例如黄淮海区域，为了保障作物高产而实行的一年两熟制，已经使这个区域的地下水位显著下降。调查表明，华北平原的地下水开采深度最深达到300米，农田机井密度显著增加，但是使用年限却大大减少。粮食高产增加带来的这种环境代价将是影响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的重要限制因素。
与我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来自美国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0.094公顷，而美国的人均耕地是1.52公顷，是中国的16倍。美国不仅耕地资源数量丰富，而且耕地资源质量优越。笔者在美国调查发现，美国多是雨养农业，很多区域可以实行一年两熟，耕地资源根本不用灌溉，但是为了保障耕地资源持续利用，大都实行一年一熟；还有很多耕地资源实行轮作，即种植一年，闲置一年，基本是通过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规模化进行生产。粮食生产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产量，而是寻求产量、效益和环境的均衡协调。因此，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并不大，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切实得到了保障。
我国自然经济条件复杂，粮食增产的政策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农户的土地利用目标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发达区域，更多的农户着眼于可获得高价值的作物种植上；而中西部区域农户种田的目标是满足自己粮食需求和获得一定利润，甚至一些地方连这种目标都难以实现，已形成了老人、妇女和儿童种田，青壮年纷纷出走乡村的局面。农户种田收入微薄，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耕地资源。耕地资源不足，使中国的部分农民成为世界上特有的“两栖”居民，辗转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同时，有限的耕地资源也会使国家实施农业政策提高粮食产量的能力下降。
综上来看，粮食安全不能仅仅寄托在粮食单产持续增加上。从技术上来讲，粮食单产可以小幅度提高，但是大幅度提高有限。粮食单产的增加必须依托优质的耕地资源。我国作物单产依靠高投入增加所造成的环境代价是耕地资源短缺的直接原因。在人均耕地资源紧缺条件下，有限的耕地资源迫使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多样，使国家政策调控的空间有限。因此，无论是从科技进步、政策调控，还是从耕地资源生态安全来讲，只有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保障，才能有效协调粮食高产和耕地资源持续利用的问题。
18亿亩耕地是作物播种面积的保障。作物产量增加的另一因素是播种面积，而作物播种面积直接影响粮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耕地资源数量不与粮食安全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但是耕地资源数量与播种面积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对应关系。由于我国区域光热差异显著，使我国的耕地资源作物熟制存在显著差异。我国的东北、西北区域，耕地只能是一年一熟，而在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一年两熟，在广东、海南则是一年三熟。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路线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华北平原，城市化中失去的更多的是一亩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优质耕地资源，则相当于中国北方的二到三亩的一年一熟的耕地资源。中国的耕地资源空间分布与30年前相比，在空间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耕地资源重心已经从东南部向西部和北部转移。这种位移，虽然使得耕地资源数量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具体的数字显现出来，但是支撑粮食播种面积的耕地资源空间位置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在保障播种面积和粮食安全的同时，对耕地资源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东北、新疆、内蒙的一部分作物播种面积是由草地、湿地这些生态用地转化而来。过去，江南是中国的鱼米之乡，是传统的优质水稻种植区域，但是现在，东北平原是水稻的主要生产基地。在保障水稻需求供应的背后，是中国大片的湿地和草地资源的渐渐消失，是更多的良好的生态空间的消失。因此，坚持18亿亩耕地的保护，既要保障作物播种面积，又要维护生态格局，必须严格控制优质耕地的快速转化。
问题三：市场机制调节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可以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全球化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其潜在意义就是效率优先，通过市场机制满足需求，从而保障粮食安全。全球化、市场化、金融化为中国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更多财富，但这部分财富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而支撑创造财富的区域资源和环境代价却静止地留在了当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和过度市场化不是缓解和消除贫困，而是加速了贫困，使那些原本具有一定生态资源的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使本来就资源匮乏的国家资源快速耗竭、环境持续恶化。
然而，也有成功抵御全球化的典范，像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人均GDP不过1000美元，但是资源环境保护很好，居民幸福指数很高。而最近的一则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明显偏低，主要原因就是过度市场化，把保障生存基本条件的很多资源进行了市场化运作。人需要在食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具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市场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未必是最好的手段。
美国的成功取决于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全的生存空间、自由的创造力以及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现在的美国通过控制石油，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当石油资源枯竭的时候，美国依然可以通过实施生物质能源、粮食贸易进行控制，来实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美国看到一则电视广告片：“一个中国教授在告诉中国的年轻人，美国欠中国的巨额外债，未来是美国人给中国人打工的时代”。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在提醒美国民众，他们欠中国的巨额外债，中国人是美国人的债主。如何能够收回巨额外债，美国具有丰富的耕地资源，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和资源资本结合是美国收回外债的最好方法。当耕地资源、粮食贸易和华尔街金融资本进行有机结合的时候，当中国粮食依赖进口，不能自拔的时候，就是他们收回巨额外债的最好时机。通过国际贸易保障本国粮食安全，或许在最初的时候通过很少的经济代价就可以获得，但是，一旦对国外的粮食市场过度依赖，定价的权利不是取决于需求方，而是取决于供给方，粮食进口国损失的不仅是高额的经济资源，更有可能受制于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西方在贸易失衡、巨额白银流失的情况下，通过鸦片收回巨额白银的武器。世界在循环往复，只是每次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对粮食的控制，就是西方人进行鸦片控制的翻版。在俄亥俄州北部的农场进行耕地资源调查时，更加证实了笔者的认识，农场主们很高兴地说，因为中国的巨大需求，他们生产的大豆和玉米出口到了中国，随着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他们的收益不断提高。
问题四：耕地政策是否阻碍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全国农用地分等成果表明，中国的优质耕地资源与都市圈在空间上具有高度重合性。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区域，恰恰是耕地资源质量最为优越的区域。任由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将使仅有的6.09%的优质耕地资源快速消失。
城市化、工业化应是城乡均衡化发展。一直存在一个悖论，就是城市化意味着大量人口要集中，农村人进城，城市人口增加。这显然是一条错误的城市化指向。中国的城市化似乎已经演变成新的圈地运动，已经成为城市空间不断挤占乡村空间的一场运动。而美国的城市化是基础设施的城市化，是社会保障的城市化。美国的乡村和城市没有根本区别，乡村、城市、农田有序安排。在资源紧缺的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应该是城乡基础设施均衡化发展，而不是差异化发展。
希望把中国更多的农村人口集中在城市来换得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工业化不应为全球提供廉价商品而消耗有限的耕地资源。全球化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契机，而中国在抓住这一机遇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这直接导致国内耕地资源被过度消耗，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优质耕地资源。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优质耕地资源已经转化大量的建设用地；在中国的新疆、内蒙原本是优美的草原转化为了耕地；在中国东北的建三江，大量的湿地资源转化为耕地资源。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不仅消耗了优质的耕地资源，还让中国为保障作物的播种面积，而牺牲了优美的草原和地球之肺的湿地。西方人实施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直指中国。中国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廉价产品的同时，消耗了自己资源，得到的却是指责和实施的各种壁垒。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不应是世界工厂的工业化，应该是中国创造的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实施耕地资源刚性约束，才能促进国内的工业化实施转型。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应走圈地之路，不应是只有城市空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是耕地资源耗费保障的基础。正是耕地资源的刚性约束，为实施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