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指烹饪食品中各种植物种子总称，也可概括称为“谷物”。粮食作物含营养物质丰富，主要为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脂肪、淀粉等。古时行道曰粮，止居曰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粮食安全论文(锦集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篇: 中国粮食安全论文
摘要：粮食问题不仅影响国内稳定，更影响国家安全。2007-2008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出现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粮食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促成全球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包括全球市场上农业领域的分工及人们消费需求的革新；中层原因包括美元贬值和粮食投机；突发原因主要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及石油价格的上涨。面对新一轮可能来袭的全球粮食危机，国家行为体应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和更加积极的措施应对威胁。同时，这场粮食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一方面应加强农业生产，力主自给自足，同时适当进口，充裕国内粮食储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和开展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粮食危机；国际合作
1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粮食安全
呼吁安全研究应超越传统的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过分强调军事、科技因素的范式始于19世纪60年代。冷战结束后，两极对峙体系解体，军事威胁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发展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与此同时，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威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恐怖主义等不断涌现，这些安全威胁由非国家行为体或由非军事性因素促成，被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对持续泛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缺乏及时合理的应对措施和合作机制，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国家安全理论亦不能很好地解释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安全局势。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以人文主义关怀，世界主义理念以及非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研究逐渐渗透到国际政治研究中，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独立的次领域。“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成为主要讨论议题，超越国家间差异重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新型安全观逐渐被认可与接受。
尽管非传统安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局势也有着种类、程度和认知的差别，但是粮食安全是全球各国和各地区都不容忽视的紧迫问题。特别是2007-2008年间的全球粮食危机出现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粮食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
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被称为“货币的货币”，其生产供给的低弹性和消费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国际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此外，农业劳动力资源的不可储藏性和农业劳动的职业特性也使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技术特征上都比较困难。因此，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正如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民；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以跨国性扩散蔓延为主要特征，一国或一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易产生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因此国际市场上粮价的波动将涉及到全球各个开放市场国家，并将影响国际格局的构建与走向。
然而，自2007年开始，由于受极端干旱、洪涝灾害等自然环境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粮食生产遭遇威胁。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在去年夏天，俄罗斯部分地区因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引发森林大火，随后俄政府发布禁止粮食出口的命令，北半球的高温干旱天气，印度、巴基斯坦洪灾，以及随后的北欧严寒、北美暴风雪、中国北方产麦大省的持续干旱，澳大利亚洪水飓风、南美地区的洪水和干旱，全球粮食市场掀起新一轮震荡。东非、亚洲、中东和中美洲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粮食饥荒。最近的中东政局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成本的增加，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报告，2010年10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至197，只比2008年6月的峰值低16点。而今年2月份食品价格指数为236，连续8个月走高，同时也创下该指数1990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的最高点213.5。据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目前全球约有9.25亿人口长期遭受饥饿，每6秒钟就会有一名儿童因食物不足而死亡。与如此紧张的外围环境相比，中国国内也面临着粮价上涨的风潮。
非传统安全研究改变以往安全研究只关注政治、军事的高级政治领域，开始注重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等在内的低级政治领域。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经济领域里的粮食危机问题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们的思考。那么，这种全球性的粮食安全威胁成因何在？本文将从国际政治视角分层次解读粮食危机。
2 粮食危机成因的国际政治层次分析
目前研究全球粮食危机和中国粮食安全的文章达千篇之多，相关的论述著作也是难以穷尽阅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粮食安全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2007-2008年间的全球性粮食危机更加剧了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民众对粮食安全的关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粮食现状、粮食危机成因、中国粮食安全、如何增产增收等问题。且主要从经济、技术、贸易、农业等角度论述，但很少有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视角来分析粮食危机的文章。“以前的几次粮食危机表现为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而近几年出现的粮价上涨，则表现为结构性、综合性的特点。”除去天气恶劣、可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全球变暖、人口增长等传统性因素外，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外溢影响、发达国家的生物能源计划、粮食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这些非传统性因素造成了自2007-2008年粮食危机后的又一轮新的全球粮食恐慌。下面将从深层、中层和突发三个层次来分析粮食危机的成因。
首先，从深层原因看，主要是在于全球市场上农业领域的国际分工，部分发展中国家放弃粮食自给自足，转而生产经济作物，加剧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紧张。发达国家基于强大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支持国内农业发展并给与高额补贴；此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带来不利因素。通过高额的政府补贴和绿色壁垒减少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农业部门的退化。比如，墨西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推动的自由市场政策下，从一个玉米之乡变成了现在的玉米进口国。基于同样的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起，菲律宾也从一个粮食进口国退化成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
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鼓动下，发展中国家减少或取消了对农业的补贴，造成国内农业生产的萎缩。并且部分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经济作物，实行出口创汇型农业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自足，最终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绝大部分南方国家摧毁了公共能力（尤其是粮食储备），使南方国家加深了对粮食上的依附性。”通过出售廉价劳动力和经济作物，换取外汇来购买粮食和高科技产品，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增强，并有进一步被边缘的危险。此外，人们消费需求的改变也加速了粮食的消耗和供应危机。发展中国家人口持续增长，并且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其对粮食的需求，特别是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扬，加大了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压力。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无限制的间接粮食需求，包括饲料需求和燃料需求引发了全球粮荒。“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富人对肉类、瓜果、生物能源等产品的需求压缩了发展中国家为本国穷人生产粮食的用地，导致全球粮食生产下降”。其次，从中层原因看，主要包括美元贬值和国际市场上粮食的投机炒作，事实上推高了粮价，诱发全球粮食危机。美国有计划地推行美元贬值政策，造成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粮食名义价格上涨。此外，由于美元贬值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极不稳定，国际投资家们纷纷转移战场，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风险相对较弱的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而国际市场上的投机炒作行为使粮食向金融化方向逐渐演进。“在某种程度上，粮食已经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在全球量化宽松时代，粮食作为”白金“已经成为继主权货币、黑金（石油）等新的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粮价基本上不是由供求所决定而是由资本和货币所决定。”跨国公司的囤积居奇以及粮食出口国干预粮食出口恶化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供应对立关系。传统的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而部分能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大量进口粮食，这些因素加剧了粮荒的出现。如中国和阿根廷通过对出口水稻和小麦强制性征税或实施配额的方法来避免本国的粮食短缺。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则禁止水稻出口。
最后，从突发原因看，主要是自然灾害因素导致的粮食减产及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生产成本的增加。2010年6月以来，极端恶劣天气频繁出现，包括洪涝、干旱和飓风等，给全球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带来了巨大破坏。
此外，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扬不仅直接提高了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提高粮价，也促使一些国家加快实行生物新能源计划，减少粮食供应。美国和巴西利用玉米生产清洁能源乙醇，欧盟则采用菜籽来生产生物柴油。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上的粮食供应紧张，促使粮价的全球性上涨。最近的中东政局动荡，引起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成本的增加，也给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埋下隐患。
3 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中国的应对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潜在性、突发性、扩散性和一时难控等特点，它们时常以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挑战政府的治理和控制能力。”此外，持续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影响性，某国或某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容易蔓延成为整个地区或全球的大灾难。单独的国家行为体可能会对这些问题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相应的治理能力。因此，物质层面的国际合作显得尤为迫切。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带来安全威胁的扩散，使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负面影响跨越国界，给整个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促使国际合作与共同治理成为可能。主权国家呼吁共同面对新世纪的安全威胁，从对抗走向合作共存。
为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包括各主要区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以联合国和区域内大国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就。在国际合作层面上，首先，多国依托联合国所举行的粮食特别会议，及其下设的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等实现了合作以缓解国际粮食危机的冲击。其次，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为有效的应对国际粮食危机以稳定国内和国际粮食市场，也进行了多次协商与合作。
与此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需要用世界上9%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0%的人口。并且面临美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霸权，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中国日后将会面临巨大的粮食供给压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此前宣布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并且我国粮食连续６年增产，200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0616亿斤，比2003年增产2002亿斤。但是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告诫道：对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而言，在国内政策选择及中外交流两个层面，粮食安全将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有利于国家的政策选择，避免自信过头，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因此，如何客观认识中国目前粮食生产及储备状况，以及基于对这些客观状况的认知和分析，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世界粮食危机并确保中国粮食安全，都值得我们关注。
粮食安全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也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鉴于中国在全球事务治理中逐渐上升的影响，并处于应对国内可能的粮食短缺现象的考虑，中国应承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促进粮食领域里的共识与合作。这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
而在寻求国际合作之前，中国必须加强粮食生产，力主自给自足。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的保障。在粮食价格高涨以及供应紧张的国际市场上，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证一国在国际上独立自主行事及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为保证国内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决议和纲要，并就此采取了实际行动。
4 结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带来安全威胁的扩散，给整个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促使国际合作与共同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性危机需要也展现出了国家行为体在观念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合作。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加强粮食生产和国内储备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倡导粮食领域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参加或主导成立粮食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二篇: 中国粮食安全论文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多次谈到粮食问题，涉及粮食产量、粮食播面、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举措和指标等。在我国，粮食安全始终是个重要话题，因为粮食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居安思危、紧抓不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又一次证明了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当下，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关于担忧中国粮食安全的文章，向公众传递着我国粮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的信息。作为一个农业经济研究者，我欣慰于公众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但同时也深感这些文章中存在着很多误识、误解和不实，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的基本判断存在严重偏差。有些网络文章内容源自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有些谈的是多年以前的情况，但给人以现状的错觉；还有些可能是在主观上有意渲染忧虑。
首先，谈粮食安全必须搞清楚是在谈数量安全还是质量安全。谈粮食供给与需求关系时，谈的是数量安全，即粮食供给量是否能满足需求量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粮食质量安全基本上是在不断提高的，但粮食的数量安全却未必会不断提高，这主要取决于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和政策安排，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少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问题反而日渐凸显，在地少人多的人口大国尤其如此，从而使之成为政府和国民的关注焦点。
其次，谈粮食安全应当了解粮食的概念。“粮食”一词，中国早在周朝就已出现，但一直是用于充饥的大田作物产品的统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统计中才明确粮食包括三大类：谷物、豆类（主要是大豆）、薯类（甘薯和马铃薯，不包含木薯和芋头）。联合国粮农组织没有“粮食”这一统计指标，而是分别使用“谷物”“块根类（主要是薯类）”“豆类（不包含大豆）”“油料作物”等分类指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大豆归入油料作物类别，我国则将大豆归入粮食作物，这点是我国与国际通行农产品统计指标的一大差异。国际上所说的粮食安全主要是指谷物安全。
从历史上看，1840年以来，无论从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粮食供求平衡关系看，当前都是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最高的年代，2015—2019年五年平均的人均粮食产量为476公斤（其中人均谷物产量443公斤），2020年粮食又获丰收，目前的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谷物产量都大大超出400公斤的安全线，这是衡量一国粮食是否安全的真实指标。
也许有人会说，我国不是还在净进口粮食和谷物吗？有不少文章正是将净进口粮食和谷物作为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堪忧的依据。我国确实进口了很多粮食，但主要是大豆（在我国进口粮食总量中常年占比70%以上）。长期以来，我国油脂油料和蛋白饲料严重不足，需要大量进口。大豆的含油率在20%上下、蛋白含量在40%上下，是较合适的植物油脂和蛋白的大宗产品，更是人造肉等植物蛋白的廉价原材。2020年我国进口大豆首次超过一亿吨，压榨后大约得到1800万吨豆油和8000万吨豆粕。事实上，2020年还进口了食用植物油983万吨、油菜籽311万吨。按国内的指标，是我国进口了很多粮食；但按国际的指标，是中国进口了大量的油脂油料产品，这也是如此大的大豆进口规模却没有冲击国际粮食市场的重要原因。
我国谷物年度净进口比重不大，最近五年基本上在3%上下。2020年由于国内外价差原因，谷物进口略有扩大，进口3579万吨、出口259万吨，净进口3320万吨，占当年谷物产量的5.38%。我国进口强筋和弱筋小麦、泰国大米等，主要是调剂需求结构；进口大麦、高粱、玉米等，主要是用于酿酒、饲料等加工业。总体上说是为了更好满足人们丰富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国粮食库存消费率一直处于历史高位，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储备范围，也大大高于合理储备的范围，尤其是作为口粮的稻谷和小麦的库存量几乎可以满足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
我国目前虽然无粮食安全之虞，但存在两个需要中长期战略统筹的重要问题。一是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财政支出等角度看，取得这一成绩的代价巨大，如何有效降低粮食安全的代价？二是未来粮食安全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如何长期可持续地保障粮食安全？
从国内粮食供给侧压力看，我国已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护生态环境、低耗高效等绿色发展要求在日益提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农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农业用水量也在减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品质、多样化和专用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在一定静态时段内，粮食生产中存在产量与质量之间的“冤家规律”，即追求产品质量往往以牺牲一定单产为代价。由此可见，未来粮食生产的各种约束条件在不断增加。从粮食需求侧压力看，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粮食需求量还会继续扩大。
除了直接供需因素外，还存在一个更棘手的粮农收入问题。粮食是农民生产的，种粮收入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而农民愿不愿意生产粮食直接关系到粮食产量。粮食是单位低价值产品，需要规模经营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经济学上称之为土地集约型生产。美国的粮食农场面积一般在6000亩以上，否则就难以维持其生存。我国绝大多数粮农是小规模经营，仅靠种粮收入难以维持农户的正常生活水准。如何保障小规模经营下的粮农收入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世界性难题，我国目前面临的正是这一“大国小农”难题。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找不到破解之法，随着国民收入继续提高，未来真可能出现“谁来种粮”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改革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未来国内粮食生产要在更严苛的环境制约和经济压力下、用更少的水土等资源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粮食，可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挑战和压力巨大，长期看，保障粮食安全依然任重道远、不容松懈。
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在自然生长周期和经济恢复周期的双重作用下，粮食产量一旦下滑，往往需要几年才能恢复，这点与开动机器就能得到产品的工业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在这方面有深刻教训，如1998年开始的粮食生产“下滑—止滑—恢复”的过程，导致粮食总产量经历了10年的恢复时间，直到2008年才刚超过1998年的产量；粮食种植面积则经历了14年的恢复时间，直到2012年才达到1998年的水平。更令人担心的是，有些变化在正常经济活动中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比如粮地一旦用于非粮高价值农产品生产，甚至非农化，就很难回到粮食生产。因此，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必须有大局思维、长远战略，居安思危、紧抓不懈，否则一旦出现大滑坡，就会酿成大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是为了降低自身安全风险，以免被外国卡住“民以食为天”的生存命脉。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保障粮食安全不仅是自身需要，客观上也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如果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将粮食安全问题不负责任地外输给国际市场，不难想象，会对国际市场的粮食供求关系和国际粮价造成何种影响、对缺粮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同时我们也将背负普遍的国际指责。所以，保障粮食安全也是中国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基于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影响因素的未来动态以及扑朔迷离的国际大变局，只有强化粮食安全政策、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掌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强调要坚守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
目前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政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这一战略途径来确保耕地、确保产能、技术增产，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保障国家中长期粮食安全；在粮食生产主体政策上，持续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实施适度规模经营，使粮食生产具有经济可持续性和推进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在保障粮农收入方面，稳定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坚持并完善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扩大三大主粮作物的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范围；在粮食安全领导责任落实方面，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原有“米袋子”省长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在调动县级政府产粮积极性方面，健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对产粮大县实行奖励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省份降低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比例；在粮食储备保障方面，不断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粮食储备制度，逐步健全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协同配合的政府储备体系，加强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情况考核。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安全程度、粮食品种消费丰富度和粮食经济合理性。
粮食安全不能只注重增加生产供给方面，也应当减少粮食损耗浪费，减损节约的短期效果会比生产增长还要明显。我国付出了极大的生态、资源、财政代价来增产粮食，多年来的年均单产提高率也只有一个百分点，说明依靠技术进步增产非常不易。目前在粮食收获、流通、加工、存储、消费各环节的损失和浪费很大，专家普遍认为，通过作业环节减损和消费节约可以轻松节省粮食五个百分点以上。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就是提高粮食安全程度，尤其是通过消费者自觉行为来减少浪费比较容易做到，所以消费者应当自觉合理点餐、实施“光盘行动”，在全社会形成“浪费可耻”的氛围。
总体来看，未雨绸缪、紧抓不懈，是保障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的关键，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的体制政策和长效机制。
第三篇: 中国粮食安全论文
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粮食供求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确保粮食安全面临更高要求。
一、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一)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仍有较大增长潜力
“十一五”以来，我国粮食连续增产，粮食安全得到可靠保障。从2003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连续6年丰收，年均增幅3.56%,没有出现延续多年的每3年有1年粮食减产的局面。2009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纪录，达到5.308亿吨。2010年“十一五”规划完成之年，规划原定粮食总产量5亿吨指标已经提前超额完成。未来，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化肥及其他物质要素的投入，再加上开发后备土地资源的增产因素，我国粮食增产仍有较大潜力。
(二)粮食需求平稳增长，基本供给能保障
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大约93%，虽然低于95%，并且近年国际粮价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但我国除大豆外，小麦、玉米、大米等品种进口量很小，不足国内产量的1%，国内粮食价格变动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从品种结构看，小麦和稻谷消费量相对稳定，玉米和大豆消费增长较快。从消费区域看，农村和城镇口粮消费总量在逐步减少。主销区粮食消费量继续增加，部分粮食主产省的粮食消费也有较大增长。目前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7个主销区，产需缺口由2003年485亿公斤扩大到2007年550亿公斤左右。
(三)粮食生产的各类支持保护政策不断完善，农民种粮积极性有较大提高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措施。取消农业“四税”(农业税、林特产品税、牧业税和屠宰税)政策，农业和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减轻了负担，农民每年减负约1250亿元;实行农业“四补贴”,财政综合补贴与财政专项补贴相结合，初步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管理逐渐规范的农业政策补贴体系。其中，农机购置补贴由2004年的66个县扩大到2010年的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补贴金额由2004年的0.7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45亿元，接近过去6年中央财政总投入的3/4。
目前，中央进一步完善了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等;实施并建立了农业和粮食生产投入增长机制。2007年后,农民直接享受财政支农投入逐年上升，2010年达到8183.4亿元。
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另：2009年数据来自财政部,2010年数据来自《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注:从2007年开始,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因报表制度调整,口径与往年不同,本表中的支农支出仅为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
同时，为了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这几年还加强林草生态建设、耕地质量建设、推进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就明确提出把水利建设的重点转向农田水利建设。2005年中央启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专项补助项目以来，到2008年，共安排工程总投资143亿元;其中中央补助46亿元，地方财政33亿元，农民投资投劳64亿元。这些政策和机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2003年以来，粮食种植面积、单产、总产量同步增长，粮食生产由恢复发展到稳定发展。
(四)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不断增强
目前，我国粮食库存保持较高水平，库存消费比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7%-18%安全线水平，对粮价的调节能力增强。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启动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案，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这既保护了种粮农民的利益和积极性不受打击，又防止粮价大幅度波动影响经济运行;完善市场调控机制，适时采取玉米、大豆、油菜籽等临时收储政策，支持企业参与收储，健全国家收储农产品的拍卖机制等。同时，创新托市收购机制，积极培育和发展多元市场主体。目前，全国具有收购资格的多元市场主体已经达到6.7万家，其中，两大国有粮食企业的收购能力不断增强。从2006-2009年，国有粮企累计收购粮食64610万吨，占社会粮食总收购量的57.8%，确保了主要粮源掌握在国家手中,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
二、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
(一)未来我国粮食需求总量仍呈增长态势
一是我国人口总量庞大、基数高，粮食需求和供给具有放大效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由原来自给型消费转为外购型消费，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将逐年增加。目前，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的人均口粮消费需求均在平稳下降，只有饲料用粮的玉米和榨油所用大豆消费在增加，产需关系趋紧,尤其是大豆的进口一直在增加,并且未来仍将增加。2010年，现有粮食产能基本满足需求，预计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11450亿斤以上。从供求关系看，我国粮食虽然连续6年丰收，但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满足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今后10年，每年至少要增产粮食80亿斤，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随着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消费食物的多样化、优质化趋势将加强，动物蛋白食品的消费数量会越来越大。目前，城镇居民的肉类消费算上户外消费，大约有40公斤，已是中国人比较合理的消费量。中国农民年人均肉类消费只有19公斤，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饲料粮消费将进一步增长。同时，工业化也会带来对农产品加工需求的增长，利用粮食转化生物能源的趋势加快，能源与食品争粮矛盾日益突出，将会加剧粮食供求紧张态势。同时，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占用，也会对未来的粮食生产构成制约。
三是从国际市场看，粮食供求总体也呈偏紧态势。受人口增加、生物燃料发展等因素影响，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受经济衰退、气候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等影响，世界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在增大，2007年的库存量已跌至25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这几年产量有所增长，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供求关系仍然趋紧。特别是2010年受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持续干旱等因素影响，全球小麦减产，部分国家调低粮食产量预期，加剧全球粮食紧张形势。我国利用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个别品种供给不足不仅成本高、风险大，可供我国进口的粮食资源十分有限。
未来，紧平衡将是我国粮食供求的一种常态。根据农业部的推算，2015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将达到2200万吨，2020年达到2800-2900万吨。上述这些因素，都将加大我国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和市场调控难度。
(二)粮食供给能力提高严重受限
一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尽管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非农建设用地等因素影响，耕地数量逐年减少。2001-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由12761.58万公顷减少到12173.52万公顷，年均减少98.01万公顷。按此速度，到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减少到10899.39万公顷(163491万亩)。这会对未来的粮食生产形成制约，损害粮食安全基础。
二是水资源短缺，干旱威胁严重。水是农业的命脉，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作为粮食主要产区的华北平原，由于超采地下水，已经出现9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漏斗区”。缺水成为粮食主产区增产的制约因素，同时，水资源污染严重。据统计，全国1200条河流中，有850条河流受到严重污染。环境和水资源污染降低了我国粮食农产品的质量，也制约粮食生产的增长。
三是自然灾害威胁较重。近年我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供给造成极大的不便。上世纪80年代全国年均农田受灾面积3400万公顷，成灾面积1667万公顷，90年代年均受灾面积4467万公顷，成灾面积2267万公顷，全国农田平均受灾率达35%。新世纪以来，全国成灾面积仍未有大的好转，2000-2005年6年平均每年农田受灾和成灾面积分别达4741万公顷和2704万公顷，与20世纪90年代接近或偏多，严重的2003年成灾面积达到3252万公顷，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目前，突发性极端天气增多，病虫害多发、频发、重发，旱涝灾害特别是干旱缺水状况呈加重趋势，对稳定粮食生产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四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我国现有农田水利设施大多建于上世纪50-70年代，主要靠组织农民投工投劳开展冬春修维持正常运转。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投入，建设标准低、历史欠账多，特别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后，小农水利建设投入剧减，由1998-1999年的100多亿个工日锐减到目前的不足30亿个工日，导致相当一部分工程运行状况急剧下滑，超期服役、带病运行，老化失修、淤塞渗漏，效率低下、效益衰减。目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重为48%，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低。
(三)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
尽管近几年粮食价格稳步上升，但农民种粮收入仍然不高，特别是与从事其他产业相比，种粮比较效益明显偏低。从2004-2008年，由于物质费用和其他成本上升，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从395元增加到562元，增加42%;亩均净利润从197元下降到186元，下降5.1%，人工成本从141元增加到175元，增加24.1%。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使得种粮比较收益快速减少，农民主动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四)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我国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8%，而发达国家一般在60%-80%，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左右。农业科研与生产结合不紧密，基础性研究比较薄弱，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到位率低。同时，我国的化肥、农药利用率以及微生物农业、精准农业、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均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农业研究投资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政府农业科研投资的68%集中于大宗谷物类产品。非谷物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方面的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同时，种子产业发展存在育繁推脱节、育种水平低、种子企业缺乏竞争力、市场监管技术和手段落后等问题。
(五)我国大豆与植物油对外依赖程度大，潜在风险增加
近年来，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超过70%，大部分的进口源由四大国际粮商(嘉吉、ADM、邦吉和路易达孚)控制，大豆的定价权基本上由其掌握。目前,国内生产已经不能替代进口大豆与植物油。根据测算,按国内亩均产量计算，2008年进口食用植物油与大豆生产相应需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约5亿亩，相当于国内现有播种面积的20%。我国现有耕地18.17亿亩，年播种面积23.4亿多亩，其生产用途分配如下:粮食16亿多亩，蔬菜2.5亿多亩，油料近2亿亩，棉花进0.9亿亩，其余作物总计2亿多亩。无疑，再将数亿亩用于油料生产是不可能的。2008年11月，海关总署更发出预警，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市场。此外，在粮食领域，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在粮食主产区开展粮食收储和加工，并且向农资供应和粮食种植环节延伸。2010年夏天，外资企业加入到了“抢粮潮”的行列。日前，丰益国际集团投资的“益海嘉里”粮油项目首次在山东、河北等地介入粮食收购环节，而且其收购价明显高于市场价。从农业产业链条来看，外资对我国农作物种子的控制日益加深。在山东寿光，80%的蔬菜品种为“洋品种”，有的洋种子每公斤价格甚至超过了黄金。这些必须引起警惕，否则威胁农业生产。
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加速阶段，也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适应这一形势要求，保障粮食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重点突出以下几方面：
(一)坚决确保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两条生命线”
一是进一步严格执行和完善现行水土资源使用的政策法规,做到令行禁止，建立相应的资源损失问责制度和经济赔偿制度，以保证有限的资源能够足量投入粮食生产;二是进一步合理规划国土利用与开展大规模国土整治,使产业、人口、城市发展布局与水土资源的有效、节约、可持续利用相协调;三是全面启动对水土资源的有偿使用，对重要水土资源保护区的地方政府与居民给予经济补偿，鼓励节约保护使用水土资源的技术创新与推广使用，促进有限水土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
(二)完善补贴制度，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给农民以稳定的持续性预期
逐步增加直接补贴的资金和规模，扩大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范围，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各项对农民收入的补贴制度，形成稳定的粮食补贴增长机制。参照社会平均工资上涨幅度或物价上涨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给农民以稳定的持续性预期，从根本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供应保障能力。
(三)加大农业科技水平投入力度，提高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一是积极推进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多渠道农业科研投入机制，支持与粮食生产相关的基础性、前沿性科学技术以及流通领域先进技术研究和应用。二是提高粮食生产设备、设施、方法的科技含量，引导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培训新知识、示范新机制。三是加快现有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制、整合,根据粮食科研和生产实际，推广一批品质优、单产高、适应性强的主导品种和优质高产、节本增效、防灾减灾、标准绿色的粮食生产实用技术。
(四)高度重视食物的国际供给稳定，建立坚固的战略支撑点
将来进口粮食、食用植物油与油料是保障我国食物供给的重点。增加供给的渠道，一方面是国内努力生产，另一方面是保障进口，后者将是增加供给的主渠道。因此，首先要保持与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粮食、食用植物油与油料出口大国的良好贸易关系，并尽快在土地丰富的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基本稳定粮食进出口交易。其次，要特别加强对非洲等食物极端短缺国家的农业发展支援，帮助其加快农业发展，一方面尽国际义务，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帮助其逐步缓解饥饿困境，实现其温饱;另一方面，与其建立良好的农业开发关系，改变目前主要依靠南北美洲两个进口支点的局面，建立新的战略支撑点。
(五)对重要农产品主产区实行全方位保护，保障重要食物数量增加、质量可靠、流通及时
目前已经对粮食主产区实行的耕地、价格、基础设施、财政、贷款等支持和保护政策，应当扩大到重要的食用植物油料、肉类、蔬菜、水产品、水果等生产基地。特别要综合运用财税、价格、金融、法律等多种手段，建立对重要农产品主产区的政府与农民的利益补偿制度。改变目前“种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形成粮食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六)完善食物及粮食安全预警系统
目前我国食物及粮食供给与消费的基础情况，实际是不清楚的。如耕地面积，过去长期公布为16.5亿亩，上世纪90年代后期修正为21亿亩，进入本世纪初又调整为18.5亿亩。粮食产量与库存，也存在不少重大疑问，比如2009年公布的国家粮食库存2.254亿吨，而社会其它库存如农户存粮却未统计，过去曾经统计约1.5亿吨以上，如此推算，全国粮食总产应当在5.5亿吨左右。基本情况不清楚、不准确，往往导致宏观决策的困难与调控的错位。应当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建立常规的食物及粮食的土地、生产、消费、营养统计调查系统;另一方面，建立食物及粮食安全预警系统。作为人口众多与农业资源紧缺的大国，确切掌握食物及粮食安全信息是非常必要的。
(七)运用价格、税收手段促进食物的合理生产与科学消费
目前我国食物供求存在着生产资源贫乏与产供销各个环节浪费并存、部分人口营养过剩与相当人口营养不足并存的状况，显然不利于保持食物供给的长期稳定。可以考虑在逐步提高主要食物生产价格、鼓励增加产量的同时，对在家庭之外用餐征收粮食消费税，并以所征税收设立粮食生产与消费基金，用于支持生产和救济营养不足人口。
